青帮大哥杜月笙:人生要吃好“三碗面”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名镛,号月笙,原名,杜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富传奇性的人物。不仅在于他以一个来自乡下的15岁孤儿,单枪匹马闯入上海滩,由一个三餐不继的小混混,摇身一变成为了威震上海滩的大亨、阔佬;还在于他发迹之后的所作所为,俨然已由流氓白相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
杜月笙长袖善舞,上下通吃。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甚至结拜为把兄弟,或收为门生弟子,给予经济支援,或月奉规银,养为食客。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
有这样一张足以操纵政界、工商金融界的关系网,有法租界做靠山,有帮会黑势力垫底,杜月笙在上海滩可谓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无往不胜。
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
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不知凡几。又曾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同时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杜月笙是近现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被称为“一代枭雄”。他有句人生格言,就是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杜月笙的人生“三碗面”,在民国时期非常出名,这也说明在他意识里,重视场面,讲究情面。当然,杜月笙讲究的人生“三碗面”,最终是要追求回报的。
杜月笙的“体面”
体面,就是做事恰如其分,不可失了身份。据说杜月笙讲过:“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杜月笙自幼失学,胸无点墨,前半生的黑道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一身流氓习气,也就是站无站相,坐无坐相。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名以后,他逐渐懂得,在这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光靠拳头是不行的。因此,他每日请先生读报,一度还时常练字,虽然终未练出像样的书法,但自己的名字“杜镛”两字,终于可以到处漫签了。他还用重金聘请说书先生,长期聆听《三国》《水浒》《岳传》《七侠五义》等大书,从中得到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学习古人的气度与权术。他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而不是“杜老板”,因为“先生”听起来儒雅。
在流氓世界里,杜月笙最早从衣着上进行洗心革面式的更新。为了要与上流人物打交道,杜必须改变往日歪戴帽子、高卷袖口的习惯,以及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而改成文质彬彬的模样。
中年后的杜月笙为人处世比较谨慎,他曾对文化界的朋友言:“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500年跳了龙门变成龙了,而我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1000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那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成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
杜月笙的经历的确值得人们深思与研究,他的各方面修养的成熟,既可以昭示民国时期上海黑社会昌盛的部分原因,又是杜本人转变进步的标志。30年代以后的杜月笙,越来越以地方绅士的身份期许,稳定地方,参与公益,襄助教育,主持公道,某种程度上,杜氏的确已脱胎换骨。
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时刻,经过多年历练的杜月笙,已胸怀家国意识,为民族抗战尽了不少力。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杜氏响应蒋介石“航空救国”的号召,以一己之力奉献两架飞机,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1937年8月12日,“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决定在黄浦江董家渡(即现在南浦大桥附近江面)沉船设立阻塞线,以阻止日军兵舰偷袭国军后方,但政府手中没有船只,杜月笙知晓后,不问价钱,立即与虞洽卿等连夜调集轮船自沉,终于在开战时形成阻塞线。
上海人民投入英勇悲壮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月笙参与发起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并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当谢晋元率孤军在四行仓库血战缺少食物时,他要手下人将上海各角落搜集的2万张大饼连夜送入仓库。
杜月笙的“场面”
场面,就是排场,成名后的杜月笙,非常讲究人生的场面。
平日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大家像众星捧月般围绕着杜月笙。连他建立的队伍——恒社的社徽也是19颗星围绕着一弯斜月,这19颗星代表着陆京士等19名理事,而斜月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中国有俗语,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1931年举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是杜月笙一生摆的最大的场面。
那年的6月9日,杜祠在浦东高桥落成,六个大队的仪仗队从华格臬路出发,第一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金匾的匾亭等,还有一支百人乐队。
其余五个大队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
每队都分别配有政客嘉宾送的大匾。有前大总统徐世昌的“敦仁尚德”,临时执政段祺瑞的“望出晋昌”,前13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的“武库世家”,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的“好义家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百世馨香”,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源远流长”,司法院院长孔祥熙的“春门丛德”,上海市市长张群的“莱国家风”,班禅·额尔德尼的“慎终追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世德扬芬”,警察总监 吴铁城的“光前裕后”,等等。还有外国人送的祝词和礼品,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盛大的祠堂落成典礼,在杜月笙的潜意识中,一是要光宗耀祖,为自己、为杜家长一口气,另外,也多少带有点民族主义的色彩。直到多少年后,浦东的老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典礼的场面、气派与细节。
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银行、企业、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
杜月笙的“情面”
情面,就是私人之间的情分和面子。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好面子,“不给面子”这句话,有时要压死人。所以杜月笙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杜月笙一生颇仗义疏财,他的钱财观,就是散财建立自己的声誉和网络,而不是做个守财奴。在争夺利益时,可以不把青帮祖师爷张锦湖放在眼里,但同时又在过年时孝敬她。对于自己的青帮师父陈世昌,杜月笙颇为关心,不仅常嘘寒问暖,还定期给钱。春节拜年,杜月笙再忙,陈世昌和黄金荣家,他是一定要去的。直到陈世昌去世,杜一直执弟子之礼。
同是浦东出生的近现代名人黄炎培与杜月笙关系颇佳。但黄炎培经济并不宽裕,杜月笙每月给黄500大洋。杜月笙曾追随黄炎培参与宪政运动,直到1949年两人仍来往频繁。
民国上海滩有位名律师秦联奎,一次,他到杜月笙开设的一家赌场参赌,没想到一会儿就输了4000大洋,十分懊恼。杜月笙得知此事后,立即拿出4000大洋托人送给秦,这使秦十分感激,从此为杜效力,成为杜的“义务法律顾问”。杜月笙用类似方法,笼络了各行各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杜月笙说过,“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对于上层、头面的人物,杜月笙向来是倾力结交的。
袍哥首领、川军师长范绍增最初相识杜月笙,是他曾在国际饭店宴客,不久,范绍增与上海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当范向杜告别返川后,杜月笙出钱赎出黄自瑛,并用飞机将她送到重庆范公馆。当时四川报纸称“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
抗战胜利后,四川发大水,四川参议会议长来求援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推得干干净净。议长转求援杜月笙,杜马上答应,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杜月笙先向孔祥熙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表示自己愿意代办,只要请孔出面请客即可。孔祥熙自然听他安排,请吴国桢、四川议长等来家中吃饭。席间,孔照着杜月笙的话说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尽力,并拜托杜来办理。杜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也希望各位协助。”吴国桢表示一定一定。知道内幕的人,看到杜月笙的这套手法令孔祥熙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竖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杜月笙晚年在香港度过,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其最后的本钱就是离开上海前卖掉杜美路房屋所得的45万美金。最后重病在床之际,杜还在感叹今不如昔:“没有钱可以借给别人,场子没了,朋友也就没了!”
但是,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据杜的孩子回忆,那些一张张签有包括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大名在内的借条,少的5000美元,多的500根“大黄鱼”。
杜月笙的好客大方、仗义疏财,为他赢得“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名声。从一个流浪瘪三、水果小贩成长为上海黑帮魁首,再到地方领袖,杜月笙这“三碗面”吃得的确是高,可谓尽得其精髓。以至于当年上海滩黄包车夫、短衫阶层,曾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
当然,这一切,杜月笙还是要追求回报的,他曾对人言,自己所为无需报偿,“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作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苏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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